[诗论]
论诗之特点
论诗之特点文/美好江山2009.06.01什么是诗？诗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要知道什么是诗和诗的特点，就必须先知道什么是文学和文学的特点。文学是人对客观事物活动规律的一种心理反映形式，是人类经过漫长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生理功能（主要是心理功能），是人们用以表现思想感情的一种生理工具体系。文学的基本要素是文字，文字的基本要素是义、音、形，这三种要素都是人类的生理活动现象（思考、声音等），都是直接由人体生理结构（神经系统、语言系统等）表现出来的，其中“义”、“形”比“音”的“客观性”要强一些，因为“义”与“形”都是由人类基于客观事物的活动状况而创造出来的，但其毕竟是由人类基于自身的生理基础而制造和表现出来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体现着人类的活动规律及其生理特性的。文学作为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生理工具，当然就必要符合人类的生理（如欲望等心理活动）需求，这也就要求文学作品必须遵循人类的活动规律及其生理特性。文学的本质和宗旨决定了文学的特点是完全体现和遵循着人类的活动规律及其生理特性的，概括地说，文学的基本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一、含义性文学的宗旨是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既然如此，那么文学要素及其作品就必须要含有一定的“意义”，否则文学也就不会产生和存在了。中国文学的基本要素是汉字，统计约有几万之多，基本上每一个字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一义或多义），由字所组成的词语也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意义，人们就是用这些含有一定意义的字词组成各种各样的语句或者文章来表达其丰富多采的思想感情的。二、节奏性。文学作品（语句或文章）都是具有一定的节奏性的，主要体现在文学的基本形式“语言”上，具体则体现在语言的三大基本特点上，即“语义”、“语音”、“格式”三大方面。“语义”是“语言”的根本特点，也是决定文学作品的“节奏性”的主要的根本的因素。“语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代表人的思想感情的“精神信号”，“语义”的这种本质决定了“语义”的“节奏性”。人的“思想感情”是人的生理活动规律（如体能、神经波、心跳、脉搏、呼吸等）与客观事物的活动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既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现象，也是客观事物的活动现象在人的心理上的一种具体反映，而人的生理活动本身就是具有着一定的“节奏性”（如呼吸频率、心率等）的，客观事物的活动也是具有着一定的“节奏性”的，那么人的“思想感情”则必然具有着一定的“节奏性”，而代表着人的思想感情的“精神信号”——“语义”也就必然体现和遵循着这种“节奏性”。“语音”实际上就是人体发出的一种由“字音”构成的“声音信号”。人的“声音”是由人以呼吸的方法在口腔和咽喉中运动气流而振动声带和口腔所发出的响动，也是人的一种生理活动现象，因而也就完全体现和遵循着人体的活动规律以及生理节奏（如呼吸频率、心率等）而具有着一种天然的“节奏性”，而“字音”是人们为“文字”所赋予的一种“声音信号”，是一种特定的规范化的“声音信号”，具有着固定的音调，因此更具有一种强烈的“节奏性”，而“语音”是由“字音”组成的，所以“语音”自然也就具有一定的“节奏性”。不同的“语音”以不同的“语气”发出则会产生不同的韵味，即产生不同的节奏，从而反映出人的不同的心理特性以及精神状态，如“喜怒哀乐”、“疑问”、“惊叹”等，这些都是“语音”的“节奏性”的具体体现和应用。“格式”就是语言的结构方式，也就是“语言结构”，主要包括“语义结构”和“语音结构”两大方面。“语义结构”是指根据具体的思想感情和适当的思维逻辑而确定的“语义”的结构形式，是语言的基本结构，也是主要结构，具体包括“词组”、“句式”、“段式”、“修辞”等。“语音结构”是指在“语义结构”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音调”的结构形式，是依从于“语义结构”的一种附属结构。为了能够准确地表达出一个完整的语义，有时必要明确语义中各“字（词）义”之间的逻辑关系，于是就需要将容易混淆的“字（词）义”区分开，这就产生了“词组”、“语句”和“语段”，即通常所谓的“句读”，有时为了取得特定的表达效果，还用特定的“字（词）义”以特定的逻辑方式和修辞方法构成特定的“句式”、“段式”和“章式”，这些“词组”、“修辞”、“句式”、“段式”、“章式”的运用就形成了语言的“语义结构”。“语义结构”的基本要素是“字（词）义”，“字（词）义”本身就具有着一定的“节奏性”，而诸如“词组”、“句式”、“段式”、“章式”等结构也都是具有着一定的“节奏性”的，所以“语义结构”自然也就具有了一定的“节奏性”。有时人们为了表达不同的思想情感状态，也会选用不同的字(词)、音韵、句读和标点符号，这就使语言具有了不同的“语音结构”。“语音”就是指语言的“音调”，是由“字音”构成的。因“字音”具有着天生的“节奏性”，所以“语音结构”也就必然具有着鲜明的“节奏性”。“语义结构”确定后，“语音结构”也就基本确定了。虽然“语音结构”是产生于“语义结构”基础之上的，但是由于汉语中存在许多“同音异义字”和“异音同（近）义字”（如“日天昼”、“夜晚宵”、“年岁龄春秋”、“山峰岭”、“美丽俊秀良好”等）和用于表现语气的“标点符号”（如“？”、“！”、“——”等），所以“语音结构”也就有了一定的选择自由，即可以在一定的“语义结构”的基础上选用不同的“同（近）义异音字”和不同的“标点符号”以构成某种特定语气的“语音结构”（如“谐音”、“叠韵”、“抑扬”、“惊叹”、“疑问”、“延音”、“拟声”等等）而取得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如“共振”、“谐调”、“强调”、“暗示”、“生动”、“感慨”、“疑问”、“提醒”、“反思”等等）。限制文学作品的“语音结构”的规则可以统称为“语言音律”，如“叠韵”、“谐音”、“疑问”、“惊叹”等等。“语义结构”与“语音结构”共同形成了语言的“语气结构”。“语气”就是语言的“情态”，即“情感态势”，“语气结构”则是指语言的“情态形式”，是语言表现思想情感状态的一种形式。“语气结构”的基本形成要素是“字义”与“字音”。因“字义”与“字音”天生具有着“节奏性”，所以“语气结构”也就天生具有着鲜明的“节奏性”。“语义”是形成“语气”的根本因素，自然也就是形成“语气结构”的根本因素，而“语音”是语言的附属特性，是从属于“语义”的，所以是形成“语气”的次要因素，自然也就是形成“语气结构”的一种次要因素。“语义结构”确定了，“语气结构”也就从根本上确定了，只因汉语中的“异音同义字”和“语气符号”的存在，汉语的“语音结构”才有了一定的自主选择性，因而其对于语言的“语气结构”也就具有了一定的谐调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语义结构”与“语音结构”的协调运用，会使文学作品声情并茂，形象生动，结构完美，从而使文学作品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富有浓厚的艺术特色而产生强大的精神感染力。在了解了什么是文学以及文学的基本特点后，就不难理解什么是诗和诗的特点了。下面就以个人的观点对诗及其时代特色作以简单的阐述，并对“古体诗”的特点聊作以“规律性”的概括总结。所谓“诗”就是用简炼的或具有代表性（包括象征性）的词语以明快的“语言节奏”形式（即“语气结构”）表达意境和抒发情义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诗文突出发扬了文学的“含义性”与“节奏性”这两大基本特点，尤其突出发扬了语言的“节奏性”。“节奏性”是诗文与其他文学形式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也是诗文最主要的特点。诗文的“节奏性”相对于其他文学形式来说要强烈得很，故而也可以称之为“韵（节奏）文”。强化的“语言节奏”形式使诗文的“语气”“韵（节奏）律”化，所以诗文比其他文学形式更能够激发和震撼人的情感，也就更富有感染力。除了“节奏性”的主要特点外，诗文还具有独特的“简炼性”和“修辞性”等特点。这些基本特点的突出表现使诗文言简意赅，形式典雅，节奏明快，艺术高超，诗文因此而具有了强大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在社会上受到了广泛的尊重与青睐，一跃而成为了一种最典雅的文学形式。诗的发展可谓是源远流长，其形式也是变化多样的，按其“语言结构”（包括“语义结构”和“语音结构”）的特点可大体上分为“古体诗”、“词”、“曲”以及“现代诗”等几种形式，其中“古体诗”主要分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三种。“四言诗”是最早出现的诗文形式，其每句由四个字构成，故称“四言诗”，《诗经》中的诗和汉代曹操的诗可谓“四言诗”的典范。至晋代前后则出现了比较规范的“五言诗”，其每句由五个字构成，故称“五言诗”，晋代陶渊明的诗可谓“晋诗”的典范。隋唐以后，“五言诗”发展得更加规范，同时又出现了“七言诗”，其每句由七个字构成，故称“七言诗”，“初唐四杰”（骆宾王、卢照邻、杨炯、王勃）、李世民以及后来的“李杜”（李白、杜甫）的诗可谓是“唐诗”的最佳典范，其中“初唐四杰”与唐王李世民的诗尤为豪壮大气，且辞工义美，可谓“辞义”之经典，李（白）诗则比天喻地，通灵化境，可谓“浪漫”之经典，杜（甫）诗，则朴实厚道，可谓“义气”之经典。“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这三种形式是古代诗文的主要形式，因其基本特点都是一样的，故可统称为“古体诗”。宋代以后又出现了句式参差的“词”，再至元代则又出现了与“词”相仿的“曲”，现代则又出现了“散文诗”。诗文的发展其实也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和“从粗放到细致”的一般规律进行演化着的，其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决定诗文“节奏性”的两大因素即“语义结构”和“语音结构”两大方面，具体则体现在“句式”、“段式”、“音律”等三个方面。诗文的“含义性”方面即思想内容方面只是随着人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变化稍有所拓展而已，并无根本的变化（都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盖皆用于叙事、言志和抒情等），至于“修辞性”方面，诗文所用的修辞方法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都是以“赋”、“比”、“兴”、“排比”、“对偶”、“反问”、“设问”、“夸张”、“互文”、“通感”、“错置”等等方法为主，“简炼性”方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总体看程度都差不多，彼此不相上下。在各种诗文形式中，只有“古体诗”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语言结构”（包括“语义结构”和“语音结构”），所以“古体诗”是最富有“节奏性”的一种诗文形式。“古体诗”因其节奏明快，形式典雅，所以一直为国人所推崇。“古体诗”的主要特点（相对于其他文学形式以及其他的诗文形式）概括地说有“排沓”（结构）与“抑扬”（语气）两种。“排沓”就是重复运用相同或相似的“语言结构”（包括“语义结构”和“语音结构”）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排沓”主要有“切句”、“排句”、“叠韵”三种具体方式。“切句”是指每个句子的长短必须一致，也就是每个句子的字数必须相同，并要求每两句为一段（联），且每篇诗文至少要有两段（联）。按“字数”可分为“四言”（每句四字）、“五言”（每句五字）、“六言”（每句六字）、“七言”（每句七字）等诗文形式，其中以“五言”和“七言”较多，“四言”较少，“六言”则更是少见；按“句数”可分为四句（两段）的“绝句”、八句（四段）的“律诗”和八句以上的“长律”三种。“切句”的应用使“古体诗”具有了独特的强烈的规律性的“语气节奏”，所以“古体诗”较其他诗文来说，是更富有“节奏感”和感染力的。“排句”，即“排比句式”，就是指诗文每段（联）中的上下句的“语句结构”必须相同，即上下句的相同部位的“词义”必须对应，修辞方法也必须相同。“排句”可以使“古体诗”形成“波浪式”的“语言节奏”，因而“排句”的运用可以使“古体诗”产生“情感共振”的效果而更具有感染力。“排句”其实就是通常人们所谓的“对仗”或“对偶”，本人只所以摒弃传统的说法，就是因为“对仗”或“对偶”对“字音”的恪求和对“辞法”（“修辞方法”）的忽略不符合古体诗文的“排比句式”的结构特点，而且这种“排比句式”的本质意义和根本宗旨不在于使“词”、“句”成“对”，而主要在于最终形成“语义”的铺陈和“语气”的叠加以强化诗文表达的效果，另外这种“排比句式”不只限于“上下”两句之中，有时也应用于多个连续的句子中甚至是通篇的句子之中以起到更加强化的表达效果，所以在此意义上讲“对”字是有失准确性的，而“排句”一词不仅可以正确地概括“古体诗”中的“排比句式”的结构特点，而且“排”字还能够准确地体现出这种句式的本质意义和根本宗旨之所在，那就是“语义的铺陈”和“语气的叠加”。“叠韵”（即通常所谓的“压韵”或“押韵”）就是通过在语句中重复运用相同或相似“语音”的方法来强化“语气”而增强表达效果的一种“语音结构”形式。“叠韵”在诗文中的具体要求是各段（联）末句的尾字的“音韵”必须一致，也就是必要谐音。若用现代汉语拼音来解释的话，那就是要求拼音中的“韵母”部分要“相同”或“谐音”（“i”韵另外，因含“i”韵的音并不都谐音，如“zhi”、“ci”、“ni”等，具体可将“i”韵分成几部韵），其中“谐音”的韵母包括“in en un”、“ing eng ong”、“ie ue”、“ei ui”、“iu ou”、“e uo o”等几组。“叠韵”的运用可以使“古体诗”形成“鼓点”一般的音韵节奏而更富有节奏的美感和强烈的气势，因而“古体诗”更富有感染力。“抑扬”是指诗文的“语气”（注意不是“语音”）宜高低谐调，错落有致，以形成起伏连贯谐调顺畅的“语气节奏”（注意不是“语音节奏”）而营造出昂扬奔放、低沉委婉或者平静舒缓的情态气势。“抑扬”这种语气节奏形式较大程度地适应并运用了人体的生理规律，有利地发扬了文学的“节奏性”的基本特点，使诗文具有了如同乐曲一般的婉转悠扬的富有弹性的韵律美。诗文的语气是由诗文中的每个字的语气共同联合所构成的，每个字的语气则是由其自身的“字义”和“字音”所决定的。每个字的语气的判断标准是：感情色彩浓厚的则宜取之于“字义”，感情色彩平淡的和感情色彩一致的则宜取之于“字音”，诗文的“抑扬”效果的判断标准是：语气既要符合诗文的“基调”（即基本情调，大致为“平稳”、“昂扬”、“低沉”、“委婉”等），又要能够错落有致，连贯顺畅。在创作和鉴赏“古体诗”时不可只凭借“字音”去判断和衡量字的“语气”，因为一个字的“语气”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字义”（即字义所蕴含的“感情色彩”），其次才是“字音”，比如“日”、“火”、“热”、“广”、“阔”、“浪”、“漫”、“上”、“尚”、“正”、“大”、“盛”、“好”、善、“忧”、“幽”、“低”、“微”、“阴”、“衰”、“哀”、“霾”、“摧”、“灰”、“颓”、“亡”、“无”、“愁”、“寒”等等，都是要根据“字义”的感情色彩来确定其“语气”的。以上就是本人对“古体诗”的主要特点所作出的大致的概括。“平仄格律”实际上是“抑扬”音律的一种，算是目前“语言音律”中最为严格的一种形式。“平仄格律”主要有三种要求，一是要求“韵调”（押韵字的音调，即韵脚的音调）必须为“平”音调；二是要求诗中每段（联）的“上句”的末字应为“仄”音调（即尚声或去声），首句用韵时除外，“下句”的末字应为“平”音调（即阴平或阳平）；三是要符合“粘对”规则，“对”就是要求每段（联）两句中的对应部位的音调应相互对应（即“平”、“仄”相对），首句用韵时除外，“粘”就是要求前段（联）下句中第二字的平仄音调要与后段（联）上句中第二字相一致。在“平仄格律”中，人们往往理解并固执地以“字音”（即字的“平仄”音调）作为表达“情态语气”的主要因素，而完全忽略了“字义”本身所包含的根本性的“情态语气”，而且还恪求到每个字音都要对应，这种固化诗文“音调”的作法，既单调了诗文的“音律”（即“声音的旋律”），也窄化了诗文的“音域”。“平仄格律”片面甚至错误地认识和运用了语言文学乃至诗文的“节奏性”这一根本规律，片面地追求狭隘的“音调”的固定形式而忽视了“抑扬”这一诗文规律的根本要求，这无疑是违背了“古体诗”（包括格律诗）的根本“节奏”规律，而以“形式”去绑架“本质”，以“规则”去绑架“规律”的错误做法。其实“平仄格律”只是人们总结出的创作“古体诗”的一种特殊规则而已，因为按照这种“格律”所作出来的诗文的“语音结构”通常符合了人们日常状态下的那种平稳的“声音节奏”，所以在语感上相对来说是比较易于被人们所接受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格律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符合人们日常平稳的“声音节奏”的“语气节奏”不仅仅只有那么一种，而且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文作品的“语气节奏”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某种固定的格式化的结构，就如同音乐一样，格调与旋律都是无可拘束而浪漫无限的。“平仄格律”只是诗文“抑扬”规律的一种特定“规则”而已，其本身当然是符合诗文的“抑扬”规律的，但不能视“特殊规则”为“一般规律”，所以不可专以“平仄格律”去衡量诗文的质量优劣。纵览古今，许多家喻户晓的著名诗词作品，都不是完全符合“平仄格律”的“格律诗词”，如唐宋的伟大诗人、词人的作品以及现代诸多革命先驱们的著名诗作。创作“古体诗”的基础，也是所有诗文创作的基础，是必要具备足够的精神修养，具有朴实浪漫的情怀，思想能够“海阔天空”，“出神入化”，如此才能善于臻达良好的“意境”，形成良好的诗意的“情态”，然后方能顺应情势，喷薄而出，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和直接的，不仅要经过足够的修养过程而具备深厚的精神底蕴和高尚的审美情趣，而且还要把握好实际“情态”的表现，才能创作出既有“品味”又有“口味”的作品的，所以“古体诗”的“创作”就要求作者必要培养酝酿出真正的“诗情”，而绝不可以“矫情”，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以“情”动人，以“义”感人，在此基础上还必要培养出良好的“气态”和“语感”，同时必要掌握“修辞”（广义的“修辞”，包括字、词、语法等等）技巧并能够灵活运用之，如此才有可能创作出“品味”与“口味”俱佳的“有情有义”的作品，让人能够从中获得真正的精神营养和情趣享受。单以片面的“平仄格律”作为创作和衡量“古体诗”（包括“格律诗”）的主要标准，以偏盖全甚至舍本逐末地凡诗必以“平仄格律”为之，如此势必匡抑了诗魂而僵化了诗体，单调了语气而枯燥了诗风，这种不理智的偏颇作法是理应给予纠正的。“平仄格律”，其根本主旨和最终目的则应是创造完美的“语气节奏”（“语气结构”），而不是去仿造一种固定的“语音节奏”（“语音结构”），“语音结构”只是“末”，而“语气结构”才是“本”。“语音结构”只是形成“语气结构”的次要因素，而“语义结构”才是形成“语气结构”的主要因素，所以在创作“古体诗”（包括“格律诗”）时，必要本着诗文独特的“节奏规律”，按照其“抑扬”音律的要求，根据实际“意境”的情态，灵活运用，适宜取舍，必要以“义气”（“字义”之“语气”）为主，以“音调”为辅，用恰当的“语义结构”和“语音结构”创作出完美的“语言结构”，形成谐调顺畅的“语言节奏”（“语气节奏”）。在营造和衡量“古体诗”的“语气节奏”时，不可只以“字音”为标准，而必要先以实际的“字义”本身所蕴含的语气与所营造的语气为主，如此则既能保住“本”，也不会失于“末”，可谓是两全其美，否则，就可能因追逐“末”而丢弃“本”，那就得不偿失了。对于“平仄”对应方面的要求，只要实际的“语义”与“语音”所形成的“语气”谐调顺畅并符合理想的语境情态就可以了，可以谐调的，也只要每“节”（“XX”或“X”）中的“主调”进行对应就可以了，“次调”则不必苛求，至于“主次音调”则要根据具体“语境”的“语义”所营造的“语气”去判定。有时为了表达理想的“意境”或特殊的“语气”，甚至可以不遵守“抑扬”音律。“平仄”格律在一定程度上僵化了诗词的“语音结构”，因而也就必然会影响诗词的表达效果，这是诗词创作者们所必要了解和谨戒的。不妨试举一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其中的两个“头”字，就是恰当地运用了诗词的“排沓”手法而取得了一种非常理想的表达效果的，其通过对诗中人物的“头”的两种情态的反复刻画与强调，生动地体现出了那种无奈的难以自禁的无限苍凉的思乡之情，正是因为这两个“头”字的叠加运用才产生出了这种理想的表达效果，然而作者若为求“平仄”之合而把第一个“头”字改为“首”字的话，想一想，那还会产生相应的效果了吗？其结果就是不仅不会产生相应的效果出来，而相反地还会令诗作大失情色，立现矫揉造作之态而顿失天真自然之情感。（待举他例以证“平仄格律”之狭隘）一首诗的“语气节奏”的效果，即意境是否美好，情义是否高尚，语气是否通顺，节奏是否明快，主要还是取决于诗文的具体“语义结构”（包括字义、句式、段式、修辞等），其次才是“语音结构”。“语义”是刺激视听而触动思想情感的主要信息，“语音”则次之，“语义”本身就具有着强烈的思想意义和感情色彩，再经过“修辞”，最后所形成的“语义结构”也就是具有着鲜明的感情色彩而具有强烈的“节奏性”了，相对于这种“情态”鲜明的“语义结构”来说，“语音”自然就是秋毫之末而举无轻重了，而且汉语中的同（近）义异音字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而诗文的意境却是无限的，以有限的字词去表达无限的意境那是做不到的，所以在营造和衡量诗文的“语气节奏”时，必要注重实际的“语义结构”所蕴含着的“节奏感”，而不要只顾于“语音结构”的“音调感”。另外，“律诗”是要求有“对仗”语句的，而“对仗”的唯一标准是“语义的对应”，与“语音”无关，所以相互“对仗”的词语是不一定具有对应的“音调”的（如“日月”、“草木”、“江河”、“水火”、“阴阳”、“冷热”、“上下”、“内外”、“远近”等等），此时就只能舍“音”而取“义”了。总之，创作诗文时不宜舍本逐末地只顾苛求于形式上的“格律”而忽略了起着根本作用的“语义”，对于不宜应用“格律”的，则不要苛求运用“格律”去创作，宜以追求完美的“语义结构”为主，同时根据具体的“语义结构”去斟酌确定“语音结构”，以力求创作出“意境”与“语气节奏”（“语气结构”）俱佳的诗篇。
发表时间：2023年07月20日 08: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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